|
|
| 发布时间 2011-12-28 |
笔者在澳大利亚工作时，发现他们的小学、中学和大学都不设政治课，也不设德育课，却都有法律知识课。他们说，政治是少数政治家的事情，而守法则是每个公民的义务，是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修养。至于平等待人、爱人助人、遵守社会公德和团队精神等，是层次更高的道德，学校没有硬性的规定，但在发生问题时，老师，不管是教什么课的老师，都会作解释和教育工作，帮助学生提高道德素养。只有在个别培养高级人才的私立贵族学校，如堪培拉文法学校，才设立专门的道德和礼仪课程，对学生有严格的要求。
这个例子说明，德育教育和知识教育一样，必须有明确的目的，必须应对社会的需求。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，一个强调个人自由的国家，严密的法律和严格的执法是必不可少的，否则会乱套。他们的教育正是满足了社会的这一要求，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都相当强，自觉遵守法律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纠纷，是政治的、经济的、社会的、家庭的，首先想到的是让司法机关来仲裁，而不是自己争和斗，去拚命，因此，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都比较好，比较安定有序。他们的小学生都知道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。当然，由于未成年，难免有恶作剧的。所以，小学老师在走近学生时都比较注意，有时候甚至抬着手走，生怕“碰”了学生说不清楚。如果确实“碰”了哪个学生，被告到警察那里，就可能受罚。抬着手走路就是防止这类淘气包“陷害”，如果他说老师碰了他，老师会抬着手问其他学生：“我碰他了吗？”同学们会齐声作证：“没有”。欧洲也是这样。记得几年前，一个国家，有一个小姑娘，才4岁。一天，她打电话给警察，说她姥姥欺负她了。警察风风火火赶到那里，她说：姥姥做的布丁难吃极了，而姥姥却坚持让她吃下去。警察耐心地做了工作，才让这位小姑娘勉强吃了布丁。
我国自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，法治问题日见突出，违法、违规、违章呈现群体性和普遍性。但是，在青少年德育教育方面，尽管也强调法律知识的教育，但守法好像没有被普遍认为是每一个公民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，有些地方试图从古人那里吸收道德营养，用封建社会的道德来应对现代社会的需求，比如，有理工科教授要求研究生必须学习《论语》，有的理工科大学开《道德经》课。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我国古代的政治理论和伦理学博大精深，浩如烟海，有些东西，由于年代太久远，理解相当困难，如《道德经》，几千年来都被认为“难读”，就是皓首穷经的学者之间，也往往分歧很大。《论语》好懂一些，但真正弄懂也不容易。例如里面所说的“仁”和“义”，一般人都以为是对公民的普遍道德要求，老北京人在赞扬某人时，就好说：某人仁义!而实际上《论语》的意思并非如此。
有一位老学者，名叫施蛰存，他在年轻时和鲁迅打过笔墨官司，学问很大。1990年9月15日，他90多岁了，和几个年轻学者进行过一次有趣的对话。年轻学者问他对新儒学的看法。他说他连旧儒学还没有弄懂，怎么知道新儒学？这就话里有话了。年轻人说，你老人家熟读经书，怎么说不懂旧儒学。他以对《论语》的理解为例来作了说明。他说他一辈子经过了三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是20岁以前，那时读课本，不明意思；第二个阶段是20岁以后，在孔孟和马克思之间徘徊，觉得都有道理；关于第三个阶段，老人是这样说的：“于是，我老了。重读《论语》，进入了第三个阶段。我才发现孔子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圣人，也不是思想家，也不是哲学家，他只是一个政客。”他在第三阶段才明白，“仁”是孔子对统治者的要求，要求爱百姓臣民；“义”是对百姓的要求，要百姓对统治者服服帖帖。总之，是为了维护和稳定封建秩序，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。如果我们今天断章取义，稀里糊涂地把“仁”“义”当作普遍的道德规范，也不是不可以，而且也许能够发挥些积极作用，但这终究不是《论语》的本意。
对《道德经》的理解，同样有这种情况。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”如果我们从他这一句话中得到启发，谦虚待人，不是一听到不同意见就瞪眼，跳脚，骂人，而是心平气和地想一想，别人的意见有没有可取之处，那是很好的，它就是“一贴慰籍心灵的良药”。事实上，能做到虚怀若谷的人，有海纳百川的胸怀的人，往往能成就一番事业，许多真正的行家、专家、大家，都很谦虚，他们的成功，跟他们的谦虚有极大的关系。然而，老子紧接着还有一句话：“是以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。”意思是，想要统治人民，对他们说话就要谦卑(这是《道德经》专家的解释，不是笔者自己的理解)。说到底，还是帝王之术。不知道拿《道德经》作为青年德育教材的教授副教授在讲解时，是否也讲这句话，如果讲了，要把青年引导到哪里去？
中国近代史上，反对读经最激烈的，往往是那些熟读经书的大学者。他们钻进去了，发现并没有太多有用的玩意儿，有害的东西却不少。鲁迅在三十年代就曾经激烈地批判过尊孔读经的把戏。他在总结儒学的失败命运时说，儒者们读千篇一律的书，只知道地是方的，对地圆的学说一无所知，“于是和《四书》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。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子而死，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，还是为了什么，总而言之，这回是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动摇起来，用官孥大翻起洋鬼子们的书来了”。30年过去了，台湾学者李敖也提出了和鲁迅相似的观点。我们不能把这么多有学问的人都加以嘲笑奚落，如果这样，那只能说明我们自己的无知和狂妄。
这类争论还会继续下去。争论无伤大雅，问题在于，社会对学校的德育教育期待甚急，这对我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。教育部门必须有紧迫感，有现代意识，研究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新挑战，市场经济的新挑战，把注意力放在应对这些新挑战上来，在实践中总结经验，一方面吸取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光辉，古为今用，另一方面学习其他国家的人民所创造的成功经验，洋为中用，来摸索适应时代需要的德育教育途径，而不能简单地从故纸堆中寻找医治现代病的灵丹妙药。 |
| |
